亚洲再平衡重在中国再平衡

亚洲“再平衡”重在中国“再平衡”

作为亚洲传统贸易目的地的欧美国家，从1980年代占据亚洲对外贸易的35%，到1980年代中后期的约50%，再到下降至如今的约30%，正在证明亚洲内贸的强劲发展。　　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欧美经济需求下降，这给了亚洲内贸成长的契机。中国更是在2005年左右就开始拓展亚洲贸易。　　不过最近两三个月来亚洲内贸活跃度开始下降。就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首席代表李一衡(Il Houng Lee)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现在要判断亚洲内贸是否会取代欧美的地位，还为时过早。　　“(亚洲市场的再平衡)大部分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再平衡。”李一衡说，而要实现再平衡，需关注家庭储蓄、公司储蓄和政府储蓄三个因素。　　李一衡说，IMF是一个国际组织，不会介入地区性政府治理。IMF与亚洲开发银行(ADB)或者东盟(ASEAN)(等区域治理机构)也没有正式的官方关系；但通过非正式渠道，有着很多互动。　　亚洲内贸取代出口欧美？　　《21世纪》：亚洲内贸经过了怎样的发展历史？它在金融危机后迅速发展起来的逻辑是什么？　　李一衡：在过去30年中，亚洲对全球其他地区的出口占全球总出口的比例从15%增加到30%，翻了一倍；亚洲内贸则从5%增加到10%。不管是亚洲内贸，还是亚洲对其他地区的出口都增长得很快。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亚洲对欧洲和美国的出口放在一起看，在1980年总共约占35%，在1980年代中后期占到约50%；然后下滑到现在的约30%，换句话说，就是1980年代中后期以后，亚洲对非欧洲和美国市场的出口是增加了。　　2008年以来，亚洲内贸开始增长，这也有美国和欧洲开始缓慢恢复和开始稳定的原因。中国则在2005、2006年左右，开始向非欧美这样的传统贸易伙伴的出口上拓展市场。　　但在过去两三个月内，亚洲内贸又开始下降。但现在要对亚洲内贸是否开始取代对欧、美出口的地位，现在下判断还过早。　　《21世纪》：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是如何影响亚洲贸易的？　　李一衡：(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对欧美和其他国家的出口都在增长。欧、美与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着供应链。很多亚洲其他国家提供中间原材料等货物，中国对之进行加工并赋予附加值，然后出口到欧美。　　当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需求下降，这就要求中国开拓向非欧美地方的出口，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内贸市场开始增长。这相对来说是成功的。　　《21世纪》：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面临出口下降的难题，何时会是转折点？　　李一衡：亚洲市场已经被影响了，因为出口正在下降。我们不认为还会继续下降，因为虽然美国经济增长是下降的，但正在缓慢恢复，欧洲经济也在下降，但不会进一步下跌，影响可能会持续到第二季度。第三季度也许会开始稳定。　　从之后的走势来看，亚洲内需是否会取代欧洲和美国的需求，部分取决于亚洲市场再平衡的速度，特别是中国的再平衡。　　如果中国实现再平衡，消费增长，过去走向美国的最终出口，会在中国内　　需，也包括亚洲内部国家中消化掉。如果这发生了，那么亚洲内贸就会快速发展，亚洲经济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停止下跌，并与欧美的经济恢复连接上。　　中国“再平衡”事关亚洲　　《21世纪》：亚洲市场的再平衡就取决于中国市场？　　李一衡：大部分取决于中国的再平衡。过去30年亚洲内贸发展很快，在这个大的增长比例中，日本的占比在下降，中国占据了这部分日本的份额，亚洲出口总比重在上升。除了日本，亚洲每个国家都在增长。20年前，占据贸易优势地位的是日本，现在，是中国。无论如何，中国会对亚洲其余国家产生很大影响。　　《21世纪》：这个“再平衡”包括哪些因素？　　李一衡：包括家庭储蓄、公司储蓄和政府储蓄。中国是低消费、高储蓄，所有三个因素都在增长。(如果要再平衡)，就要降低家庭储蓄的预防性动机，可通过改善养老金和社保体系来实现。公司储蓄实际上是公司利润，公司拥有大量利润的原因之一是低廉的投入成本(如土地)，需建立以市场基础的投入成本，以加快再平衡进程。政府是个政策变量，如果觉得有必要，就会像2009年一样增加投入。这是另一回事。但如果家庭和公司储蓄下降，这会推动自然的再平衡。　　《21世纪》：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四次峰会在继续扩大货币互换。货币因素是否也对再平衡起到作用？　　李一衡：对再平衡来说，货币是另外一个问题。它并不直接影响再平衡。我的理解是，他们会签署更多的货币互换协议。如果这个发生，这会潜在激发贸易结算。大多数贸易用美元结算，如果美元出现了供给问题，这会影响贸易。如果国家间有货币互换，就会通过国家货币互换协议，激活并且很快建立贸易结算，从而促进贸易。　　亚洲区域治理中的IMF　　《21世纪》：IMF作为国际性金融机构，在亚洲的区域治理中扮演什么角色？　　李一衡：IMF是一个国际组织，不会介入地区性政府治理。地区性机构也在确保他们的行为不与国际性机构产生冲突。我们与其他国际性机构保持工作关系，比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我们没有与亚洲开发银行(ADB)或者东盟(ASEAN)的正式的官方关系。当然通过非正式渠道，我们与他们有很多互动。　　IMF的目的，是在成员国中创造稳定的环境，促进贸易和充分就业。在亚洲的很多国家，我们会提出建议，减少不合理进口，使流程合理化，并在关税上提供技术性支持。　　我们与政府之间也有双边和多边的监督(surveillance)合作。在双边上，我们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这取决于单个政府是否需要我们的帮助。比如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太宽松，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压力，那么我们提供从紧的货币政策建议，是否接受IMF的建议也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府。　　这是我们工作的主要部分。　　《21世纪》：从历史和当下来看，IMF也对处于金融危机中的国家给予帮助。IMF在亚洲也提供了这样的对国家经济的改革作用？　　李一衡：我们也贷款给一些国家，来帮助他们克服国际收支的问题。这是我们工作的一小部分。在这些案例中，我们发放贷款，也需确保国家有偿还的能力，以及恢复经济。由此我们会施加贷款条件(conditionality，指贷款必须与受贷国的国际收支前景及还款能力相结合)。在这些条件中，包括这个国家所需要接受的经济改革来保证得到资金支持。　　IMF对亚洲的帮助部分在于1998、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之后，我们继续对所有亚洲成员国提供监督和政策建议。有时候他们接受，有时候不接受，有时候他们要求我们给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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