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引爆中国经济危机

城市化引爆中国经济危机？

2003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高涨，客观上与国际宏观经济进入景气周期是步调一致的。从2003年开始直到2007年，中国GDP在5年间连续保持了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到2007年时达到峰值13%。　　林毅夫在1999年指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当时指的是劳动力过剩和一般制造业产能过剩。如果再加上在新世纪完成金融改革之后出现的金融资本过剩，应该是“三大过剩”。随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体系的日益深化，三大过剩的结构性矛盾在经济高涨期内被进一步强化。

劳动力过剩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就一直面对的问题，虽然近一个世纪的工业化过程中已经有大量的农业过剩人口转移到城市，中国的城市化率在2008年也已经达到了46%左右这个数值是按照新修改的指标定义而在统计意义上的城市人口比重。——作者注。理论界对城市化多有质疑，农村仍然有1.3亿—2亿的剩余劳动力存在。从资本过剩情况来看，20世纪90年代前期和中期，由于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不足、高等消费市场发育不足，不仅消费市场出现结构性失衡，国内储蓄率也大幅度上升，银行系统从1994年开始出现存差，到2007年第三季度金融机构存差已达12519.7亿元，存贷比为69.5%，说明国内金融资本过剩也日益严重。从一般制造业产能来看，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从2002年下半年到2007年上半年重工业项目平均5年的投资周期后，大量建设项目建成并集中投产，形成总供给能力突然加速的局面，加剧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即已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　　伴随“三大过剩”的日益严重，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比例的失衡也日益加剧。　　最该成为经济增长主要拉动力的内需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长期低迷不振。一般认为因劳动力绝对过剩、无限供给，导致劳动力工资报酬长期停滞，购买力不强，特别是主要依靠打工获取现金收益的广大农户家庭，消费能力极度萎靡，是总体上造成国内消费需求的严重不足的原因。国内因贫富差距拉大而带来的消费需求不足、产品大量过剩，使得中国制造业产品更多流向海外形成日益增长的巨大贸易顺差。王建：《防“过热”更需防“过剩”》，《中国经贸导刊》，2007年第17期。　　新世纪之初，中国自觉不自觉地延续着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纳入全球化的主流经济趋势，与内需不足同时期，投资和外需增长强劲。　　新世纪以来，国内过剩的垄断金融资本显露出异化于产业资本的趋势，主要与地产和股市结合，拉动了房地产、基金、股票、期货等行业的高速发展，这也是西方核心国家或核心部门维持经济增长的基本规律。而地方政府经济因财政和金融手段被中央政府垄断，更多只能靠土地融资的负债拉动投资，而循着“高投资+高负债=高增长”的模式去寻求增长的办法。　　外需在国民增长中的贡献越来越大。由于国内总体产能过剩、内需不足以及国际产业资本向中国转移而引致的海外需求，中国国民经济运行的对外依存度处于过高水平，2006年高达66%[计算公式为(进口+出口)/国内生产总值]。而从国际对比来看，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沈骥如(2004)关于外贸依存度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1年，美国、日本、印度、德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体稳定在14%—20%的范围内。即使考虑到计算口径的差异，中国外贸依存度仍然远远高于上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水平。而基础行业过剩的产能在难以被消化的条件下，只能“用明天的产能过剩来消化今天的产能过剩”。郎咸平：《美国正把中国复制成第二个日本》，《中国物流与采购》，2010年第12期。　　在这种失衡的结构下，中国经济实际在由两匹桀骜不驯的“野马”(投资和出口)拖着一匹“瘦驴”(国内消费需求)极不协调地快速行进。　　公司化地方政府“以地套现”：城市化主导的“高投资+高负债=高增长”的发展模式逐渐形成。　　中国在资本短缺条件下的招商引资，与国际产业资本过剩条件下追求向要素价格低谷转移而出现的资本供给，恰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投资拉动型增长道路的形成与1993—1994年财政危机中中央政府上收财政权力有关，也与1997—1998年危机中中央政府上收金融权力有关。　　在20世纪80年代，金融、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资源资本化都是在地方完成的(前两者的地方属性不需多说，劳动力要素那时不能自由流动)。因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形成产业的在地化发展，使这三种资源资本化的收益的相当大部分留在了“三农”内部。　　但是，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及1998年金融系统全面改革以后，地方政府的财政金融权力都被极大地削弱，加之劳动力自由流动(即使不流动，也不再具有成规模劳动替代资本服务于产业升级的主、客观条件)。此时，地方政府唯剩有土地资源可以用国家之名来支配。当新一轮宏观环境利好来临时，地方政府便以土地的资本化助推所辖地域内的招商引资、外向型经济高速发展。即使没有招商引资也要靠滥占土地、大兴土木建设地方政府的楼堂馆所来创造银行资本进入当地的政绩。　　只是，这些非生产性投资都造成地方政府不承担风险和责任的大规模负债！鉴于中央也不能承担这种地方越来越累积的债务，遂使货币大规模不断增发成为唯一手段。　　地方政府的具体操作过程是：由于制度规定和与小农之间交易成本的限制，土地使用方乃至开发商并不直接和土地的实际使用者小农打交道。一方面，地方政府利用其垄断性权力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征收土地，然后再通过土地储备中心、各种城投公司及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等融资主体，以土地作抵押套取银行贷款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到2006年，在东南沿海的县市，高达数百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中，约60%靠土地融资；而在西部，银行贷款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份额更高达70%—80%。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加快推动城市扩张，以增加各种地方税种规模及土地出让收益。到2002年地方营业税比重迅速上升，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一大税种。2006年时营业税在地方税收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43.3%(排第二的企业所得税比重为18.1%)。而营业税主要是对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征收的税种，这就使得加快城市扩张以扩大建筑业、房地产业营业税的规模成为地方增收的当务之急。世界银行的研究指出：在增加财政收入动机的驱动下，地方政府2002年以后对于土地开发、基础设施投资和扩大地方建设规模的热情空前高涨。　　我们在同期发表的研究报告中，称之为地方政府与银行之间的“以地套现”，认为这符合金融资本异化于一般产业之后与地产结合的需求，客观地推动了城市扩张。首先带动的就是房地产业的暴利，使其“成为政府偿还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巨额贷款和实现土地出让收入的通道”，成为过剩资本争先恐后涌入的领域。继而，在基本建设和房地产的带动下，相关的产业投资也如火如荼，蒸蒸日上。自2002年以来投资在新增需求中始终占60%的份额。　　这样，以地方政府“以地套现”的第三轮圈地运动为肇端，便逐渐形成了新世纪以来基于“高圈地”的“高负债+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模式(2002年开始地方财政赤字急速增大)。加之，中央层面的过剩金融资本在投机市场上的积极推动，便带来了新世纪中国经济的迅速高涨。　　文章摘自温铁军的在人们通常的意识形态中，中国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最多只能算是经济波动，而不能算是危机。但作者认为，中国不仅发生过经济危机。而且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已经发生了8次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农”转嫁，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得以维持；而不能直接向农村转嫁的危机，就导致产业资本在城市“硬着陆”，引发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三农”问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于是在2005年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连续增加数万亿投资以吸纳数千万“非农”就业的举措，最后成功地应对了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实现了“软着陆”。　　《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的主要观点是：“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危机，不仅是“金融化泡沫经济”所引起的，也是由“内含高成本上推”机制的西方现代政体在累积了大量的国家负债后产生的，因此中国人应引以为戒，加深对资本主义危机规律及其引发的内部乱像和外部地缘政治法西斯化倾向的认识。只有复兴生态文明，维持乡土社会内部化来应对外部性风险的综合性合作与自治，才是中国免于重蹈负债过高的现代化危机的合理选择。　　作者简介　　温铁军，1951年5月生于北京。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乡村建设中心主任、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环保部、商务部、国家林业局、北京市、福建省等省部级政策专家和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

城市化难点在于流动人口　　我们的大城市要直面流动人口或者是未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任务，最难完成城市化的其实就是大城市流动人口。　　中国的新型城市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是重点，这是新型城市化的起点。我觉得城市化是通过两个转移实现两个转化的过程，一个是空间转移，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空间转移的重点。第二个转移是社会转移，或者是社会流动，从面对城乡所有的中低收入者阶层，包括流动人口向中间者阶层，进而向中产阶级流动，最终构建成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这是中国城市化的目标，城市化是要推动社会结构转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这只是新型城市化的阶段性成果，我们一直觉得很难，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政府没有承担起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责，长期缺位。　　我们一直在借鉴西方的制度，但是我们一直学的是市场化过度，政府越位过度，而政府缺位的这块长期思考不够。政府缺位导致人的城市化重视不够，政府越位导致土地城市化过了。我觉得未来更加重视的是人口的社会流动，建立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阶层，中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支撑现代产业结构的形成，中产阶级有中产阶级对社会秩序的认同和稳定，建立一个和谐社会要靠他们。　　我们的大城市要直面流动人口或者是未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任务，中国中小城市永远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能构成新一轮新型城市化最艰巨任务的承担的责任，中小城市现在户口已经放开，最难完成城市化的其实就是大城市流动人口。中国8000万人的跨省流动，其中4000多万人在前十大城市，2600万人在京沪深，没有这些外来长住人口的市民化就没有中国的市民城镇化，也没有这些城市的现代化。 　　过去我们夸大了未来常住人口市民化的成本，这一问题我也一直关注。我看到现有的研究成果大概收集的差不多，分三类，一类是大于20万的，是把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放在内，主要是生产性投资，流动人口市民化不市民化都是要投的，不能算在他们身上。第二类，如果不算是4万到20万，其中10万到20万或者是8万到20万之间的这一笔主要是住宅，除了住宅以后就是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这些东西，大概4—8万，最难点是住宅这块。现在这些人其实已经住在这里，我们政府没有必要，也不需要完全提供公共住宅，我们要善于利用市场化的手段为中低收入者阶层提供他们可支付的健康住房。　　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我们给北京市海淀区做一个城中村，拆了以后3000本地人回迁，2万人迁走，流动人口问题在城中村的改造过程中没有被解决，而是被空间转移，这永远不是个头。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补偿本地人200平方米，100平米自住100平方米出租，只租出去1/3，很有钱的人不住这里，想住这里的人住不起，市场提供和需求没有形成均衡。其他假定都不变化，只变化我们出租100平方米的房子，我们建成五间平均20平方米，实际是15~55平方米的小规模住房，租金700~1000块钱，这些小的住房完全配健康住房的标准。只要面向市场的住房必须有独立的卫生设施和独立的厨房这样的场所，城中村改造当中每一户都能提供5~6户的流动人口的家庭住房，不需要增加什么别的。我们还需要在社区里按照常住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增加一些小学、图书馆，这样可以使得城中村改造的过程，仍然是利用这片土地，但是一改造以后，流动人口的60%~80%能够原地住下来而且住进健康住房，完善一个人的健康生活。这其实是市场可以帮我们做公共住宅60%~80%的事情。剩余的农业转移人口大概10%可以自己在另外的市场解决，然后政府再解决15%-20%的真正公共住房。这样一来，只要努力去做，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规划，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大城市是可以实现的。（小康）

对冲经济下行压力须大力推进城市化　　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增大　　从已公布的数据看，止住“坠落”的是出口，但依赖出口的经济模式今后却靠不住。我曾说过，由于生产过剩压力不断上升，中国经济增长有可能从滑落转向坠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突然比7月回落2.1个百分点，出现了“断崖式衰退”。许多人据此预测三季度经济增长率可能会掉到7%，可实际情况却为7.3%。经济增长峰回路转的主要原因是出口大增，9月同比增速高达15.3%。有人怀疑“假出口真热钱”又回来，但从工业出口值看，当月同比增长10.6%，这个数字不好造假，所以由出口带动的工业及总体经济增长率回升应是真实的。　　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构看也是如此。三季度出口贡献率高达10.2%，而去年同比是-1.7%，这一正一负就是近12个百分点。换个说法，如果出口贡献率还停在去年同期水平而没有强劲回升，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就已经低于6.5%，即将延续8月份工业增长“跳水”趋势，呈现加速下滑态势。　　不是我有意要把好形势往坏了说，而是产生于中国经济内部的下行压力始终就没有解除，并且还在增长。比如，代表新增投资需求的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今年前三季度是14.4%，而代表新增产能的新增固定资产增长率同期是22.3%，即产能增长快于投资需求增长7.9个百分点，而去年同期是4.3个百分点。显然，产能释放高峰不仅没有过去，反而继续加大。正是这种需求本就不足、产能却继续投放的格局，才造成了经济增长持续下行压力，以及工业生产8月份的“跳水”。　　再看两个个案。一是钢铁。今年前9个月新增钢铁净出口超过5000万吨，比同期新增钢产量高出1000多万吨。如果没有出口需求拉动，今年钢铁行业已经是负增长。即使这样，据有关部门预计，今年新增钢铁产能仍要超过3000万吨。二是电力。在正常情况下，发电设备使用率应在90%以上才算正常，但今年前9个月已经低至48.7%，比去年同期又下降了2.6个百分点，原因就是同期又有5250万千瓦的发电能力建成投产。在国外，一般把产能利用率低于75%作为进入危机的标准。据国研中心下属机构的调查，截至2013年，全国工业设备平均利用率已连续三年低于75%。有报道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中国目前的产能利用率已经低于65%了。　　产能利用率过低，企业的资本投入不能充分产生回报，一方面表现为PPI已经连续31个月为负值，破了历史记录；另一方面就是企业利润率不断下降，乃至亏损。今年前9个月，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了7.9%，但9月当月只增长0.4%。从财政数据看，对应于工业企业利润的工业企业所得税，今年前9个月只增长了3.4%，其中9月份是负增长5.6%。　　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不断下行是正常现象，是从高速增长期向中速增长期转换。这种理论不能解释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不断走低的只有需求而没有供给能力？目前的情况是，产能曲线不断上扬，需求曲线却不断下行，两条曲线间的“剪刀差”越拉越大，其结果就是产能利用率不断下降。这种情况到底是在转入中速增长，还是走向生产过剩危机？　　8月工业增速跳水趋势没有在9月延续并形成危机，主要原因是被出口的突然反弹拉了一把，但这是运气而不是趋势，更不是规律。趋势和规律是，何时需求曲线向上而供给曲线向下，增长的下行压力才能解除。因此对后续的经济增长而言，出口能否继续保持9月份的高增长就成了关键。但是，出口能继续保持高增长吗？　　金融危机阴影困扰美国　　近几年我一直说明，次贷危机并没有被美日欧的QE所结束，反而因疯狂的货币投放而酝酿新的危机。今年以来我则明确地认为，到明年下半年前后，美国可能会爆发新的金融危机。这么说有两点理由：首先，2009年以来美国由QE所创造的股市盛宴已临近终结；其次，美国在全球范围制造地缘危机，是危机逼近的反映。　　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的原因到今天已经很清楚，那就是虚拟经济相对于实体经济的过度膨胀。在危机爆发后美日欧都吸取了危机的教训，从奥巴马的“再工业化”到安倍的“三支箭”，都有想要再平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目标。但我们看到的却是，QE只推升了虚拟经济，却无法提升实体经济水平。　　2008-2013年，美国GDP增加了1.6万亿美元，可同期的工业产出却只增加了700万美元，只占4%，美国经济中的工业比重从13%继续下落到11%。美国9月份的失业率也降到6%以下，被看成是美国经济强劲回升的重要标志，但在当月新增的24.8万新增就业人口中，制造业只有4000人，只占1.6%。所以，美国的再工业化已经成了一句空话。美国无法走回再工业化的道路，是因为有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能以比发达国家低得多的生产成本，向世界市场提供工业制成品，使传统的工业化国家彻底丧失产业比较优势。这既是新全球化兴起的原因，也是爆发次贷危机的原因，还是发达国家走不回工业化道路的原因。我们在危机爆发以来的7年中看到的是，发达国家大规模QE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中的价值平衡问题，但QE却解决不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平衡问题。因为危机爆发后仍然是投什么亏什么，所以美国和欧洲的企业在现金账上都有超过2万亿美元的存款，可就是不敢投资。与此同时，中国由于生产过剩引起工业品通缩趋势，使出口产品更加便宜，也使得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日子更加难过。今年以来中国的钢铁卖出了“白菜价”，出口猛增超70%，而同期美国的钢材进口也猛增了近70%，就是中国工业又在进一步占领发达国家市场。　　也许有人会说，几年来标普500 企业的利润增长每年都在百分之十几，美国股市的狂飙是有真实业绩支撑，怎么成泡沫了？我认为，这些观点可能忽略了两个事实：第一，自2009年以来美国上市公司从6800家猛烈减少到5000家，即每年都要减少近300个，淘汰了落后企业的总体情况当然会改变。第二，美国上市公司在危机爆发后，利用几乎无利息的资金进行了大规模回购行动。自2009年至去年，标普500企业用于回购的资金总值高达2万亿美元。由于利润率是按流通股权计算，流通股大幅度减少，利润率当然会明显上升。但问题也随之出现。一是由于流通股权减少，直接导致交易量减少。危机爆发前美国股市最高时规模已超过23万亿美元，但是到目前，虽然标普和道指点位都远超危机前，美国股市总值却只增加到17万亿美元。另一个问题就更大了，即这种依靠退市尤其是股权结构调整所创造的业绩、所推高的股价，是没有可持续性的。今年以来，标普500企业回购本企业股票的规模与速度都显著下降。这就引发许多股市投资人都担心的问题：美国的股市何时会触顶崩盘？　　实际上，崩盘已经在局部发生了。今年以来，纳指和罗素2000上市公司中，都有近一半的企业股价跌幅超过了20%，而下跌20%就是股市进入“熊市”的标志。纳指和罗素2000都是美国的“小盘股”，而小盘股是容易被炒高的。2009-2013年，纳指上升了220%，罗素2000上升了250%，而标普500上升了190%，显然，先破的是先涨的，轮到道指和标普企业这些大中型上市公司股票“跳水”，恐怕只是时间问题。　　美联储也知道，QE不可能永远持续，利率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零水平，美国的货币政策迟早得从极度宽松转入紧缩，但紧缩的结果可能就是招致又一场金融危机。所以尽管结束QE的话已经讲了很久，但是直到去年末美联储才采取行动，今年10月30日才宣布了彻底结束购债行动。结束QE就意味着美国真的转入紧缩货币周期了吗？我看未必。减少购债是美国政府去杠杆，但是企业和居民部门却在加杠杆。有报道称，美国大金融机构的杠杆比率目前已经升至78倍，而在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高峰时也才有35倍，这纯粹是被美国几乎为零的利率推高的。再看今年前9个月，美国货币M2增长率为6.4%，比没有减少购债规模的去年全年还高1个百分点，丝毫看不出缩减购债与收缩货币的关联。所以美国是否会结束其疯狂的货币政策，主要不是看美联储是否结束了QE，而是看它敢不敢加息 .　　此外，美国为了防止新金融危机，才在国外制造地缘危机。我曾经指出，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是美国发动的第一场打击欧元的战争，而2003年的海湾战争与2009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美国打击欧元的第二与第三场战争。因为这三场战争与危机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背景，就是欧元对美元的强劲升值。之所以美元最大的敌人是欧元，道理也很简单。就股市来说，欧美相差不多；就国际货币交易市场来说，美国在全球只占两成，有五成在欧洲，还有两成在东亚。所以，欧洲是美国以外的最大资产池，如果美国金融市场有事，国际资本最大的避风港就是欧洲。从货币汇率关系看，美元指数虽然包括了很多国家，但只有欧元决定美元指数的高低，即当欧元对美元走高时，美元指数就走低，反之则走高。　　去年下半年以来，美元指数从84开始一路下滑，到今年3月初已滑至78，而引起美元下行的，正是国际资本从美国向欧洲的大规模流动，以及欧元对美元的强劲升值。背后的原因，则是国际资本开始对美国资本市场的泡沫累积感到惧怕，因此获利后离场。而正是在此时爆发了欧洲地缘危机。美国也的确达到了驱赶国际资本流回美国的目的。今年7月，美元指数又站稳在83以上，目前已跃过87.　　今天的美国，金融资本占据主导地位，因此美国国家利益已转变成金融资本集团利益。与产业资本相比，金融资本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利益短期化，这就导致了行为短期化。此外，由于信用货币时代货币的国家化特征，使货币资本的流入流出与本币的强弱和本国资本市场的荣衰高度相关。因此，防止资本流出和驱使国际资本流入本国，就成了保持本币坚挺与资本市场繁荣的前提条件。扰乱他国市场环境，正是驱使国际资本流向本国的重要手段。美国国家力量越来越服务于美国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由此而导致美国长期战略缺失，行为越来越短期化，并且从产业资本主导时代要求海外市场长期稳定，转向金融资本主导时代要求海外金融市场动荡。　　美国运用地缘危机手段阻止国际资本流出与争取国际资本流入，比1999年以来的动作都大，并且从一点到多点，从欧洲到欧亚同时动手。如果不是美国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金融危机隐患，为何会变得如此疯狂？在我看来，美国交替使用QE与地缘危机的手段还将维持金融泡沫不破，效果终究是有限的。货币扩张不能无限增长，利率不能永远为零，制造地缘危机也早晚会被人识破。目前日本与欧洲的QE规模比美国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如果美国金融泡沫再度破裂，肯定也会引起日欧金融市场随之发生危机。由于行将爆发的新危机是上一场危机的延续，且背景是财政与货币手段在上一场危机中都已用到极致，新危机的爆发相比2007年的危机就会更加强烈，也会更难走出来。　　不急于推进资本市场开放　　我一直认为，中国在没有完成工业化任务前，不应急于推进人民币与资本市场开放。因为中国的实体经济道路还远没有走完，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过早地寻求货币中心地位，就会与美国的主要利益诉求发生冲突，从而工业化过程就会受到不必要的干扰，而利用好美元，就可以借助美国的力量加快工业化步伐。这就是该出手时才出手，不该出手时就不能出手，否则未见其利，先见其害。两次大战前后是世界群雄并起的时代，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前。1990年日本爆发资产泡沫破灭危机，日本开始进入长期力量收缩期。1991年前苏联解体，俄罗斯也进入了长期力量收缩期。东西德合并与欧元的诞生，使欧洲忙于内部整合，力量难以扩张。因此直到次贷危机爆发前，只有美国和中国力量在扩张。2007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其后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此为标志，美日欧都进入了力量长期收缩期。展望全球，次贷危机爆发后，只有中国还处在长期力量扩张过程中。　　前面的分析说明，西方国家不可能走回再工业化的回头路，而货币扩张政策只能在短期救命，长期则会酝酿出新金融危机，所以西方发达国家必将会被一场场接连不断的危机反复削弱力量。再说，美国1890年工业超英，1914年经济超英，但直到1945年欧洲列强在两次大战中彼此消耗之后、美国一家的经济实力已相当于欧洲全部之时，才退出“布雷顿森林体系”，拿走了英国的货币霸权，这期间有几十年时间。我们现在就急迫地要在金融货币领域与美国一较短长吗？这对中国还未完成的工业化来说，是有利还是不利呢？　　释放内需冀望推进城市化　　用大量篇幅分析国际形势的目的，还是为了说明目前中国经济建立在出口拉动之上的复苏，是极其脆弱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如果明年下半年发生新的国际金融危机，则明年三、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很可能掉到4%以下。有人认为，中国经济目前仍处在探底过程，似乎中国经济自己有个增长的底线，到了底线就会反弹。而我则认为，中国经济的“底”不是自己能定的，至少对于明年来说，影响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会越来越转向海外，要看国际危机的爆发程度会有多剧烈。中国经济走到今天，在大国经济中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开放度，闭起门来只研究自己的“底”在哪，肯定是说不清的。　　中国经济增速自2007年以来就已经进入了下行通道，到2011年开始显著下行，其原因都是在国际危机爆发后，失去了国际需求支撑。但是中国本身所蕴含的经济结构矛盾，即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却使中国经济可以通过结构调整，大力推进城市化而释放出巨大内需。如果有国内需求，不断走低的产能利用率就会提升，而且会引发出巨量的新投资。如果在未来十年通过推进城市化，把产能利用率从目前的七成提升至正常的九成，不用增加投资都可以把经济增长率每年提升1个百分点。因为工业占总产出的一半，工业设备利用率提升2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工业增速增长2个百分点，就等于总体经济增长率可以提升1个百分点，何况城市化还会催生新投资以及提升消费和服务业比重。所以，大力推进城市化，可以使中国经济增长率继续在未来20年保持9%的增速。那种认为中国经济已经结束了高增长期，而且把增长底线不断下调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可惜的是，直到目前真正具有意义的城市化调整始终没有展开，宏观调控主要集中在货币刺激，改革主要集中在向企业放权和产权进一步市场化，即“混改”。企业获得再多的市场权利，没有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配合，增加的利润也不会自动拿出来给工人涨工资，反而会成为加重生产过剩的力量。美国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货币供给增加了4万亿美元，GDP增加了1.6万亿美元，可工业产出却只增加了700万美元，可见货币并不能推动实体经济，因为实体经济不赚钱，给再多的货币也流不进去。在生产过剩的背景下，企业生产越多赔钱越多，企业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只能是不断下降。所以，在美欧日，增加货币供给解决不了实体经济问题，中国也是一样。不同的是，中国有实体经济的调整空间而美日欧没有，所以未来20年，世界上只有中国仍能处在力量扩张期，我们期盼大调整能尽快到来。（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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